李柏翰 | 可愛寵物網

2019年11月19日—我國雖非正式的締約國，但透過國內批准與立法，已確實向國際和國內社會展現接受條約拘束之意願，也因此條約遵守之監督方式（比如建立國家 ...

按條約法法理，一國須完成國家簽署、國內批准（ratification）、國際機構的存放（depository）等法律程式，始得成為一條約之締約國，而台灣並非眾多國際人權公約的正式締約國，理應毋須受到條約規定之拘束。以ICCPR及ICESCR為例，中華民國在1967年就簽署了兩公約，遲至2009年始完成國內批准，但自1971年我在聯合國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，因不再具有聯合國會員國的身份，從而無法完成存放程式。（ 人權公約 ）

然而雖不是締約國，台灣已主動批准兩公約，以展現自願遵守公約規範之意志，因此在國際法上，仍須受到自己單方承諾行為所生之法律義務的拘束。除批准後通過之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》（2009年12月10起施行），我國雖有意簽署其他1971年後通過之人權公約，但不得其門而入，因此折衷辦法為立院逕行通過各施行法，比如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》（2012年1月1日起施行）、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（2014年11月20日起施行）及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（2014年12月3日起施行）。

如這些施行法第2條所共同揭櫫，各公約中關於權利保障之規定，具有國內法之效力。因此，就法律意義而言，在國際法上，若已完成公約批准手續的（如兩公約），則不論「存放」與否──多半僅為形式要件，而不影響條約拘束原則之效力──已生國際法上之效力。在國內法上，各相關施行法之目的係為將國際人權規範在地化，因為公約中之規定已內化（internalise）為國內法秩序之一部分，故無論係行政機關在決策或執行公務時，或法院在審理案件時，自然應依法行政、依法審判。

就此，本文將介紹台灣如何不顧外交困境，自成一格獨創國際人權法之實踐方法。

在陳水扁任職總統時，當時執政黨請求立法院批准兩公約，惟在野黨要求保留兩公約共同第一條關於民族自決（self-determination）之規定，最終在欠缺共識的情況下未完成批准。爾後於馬英九執政時，終於2009年通過兩公約之批准，然而當我國友邦代為提交批准書至聯合國秘書處時，秘書處以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...